专访李睿珺：报名戛纳花50欧 绝不利用角色煽情

李睿珺接受凤凰网娱乐采访

小编（采写/秦婉）第7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，李睿珺的《路过未来》入围“一种关注”单元，成为本届戛纳唯一一部华语长片。戛纳当地时间5月22日，李睿珺接受凤凰网娱乐独家专访，畅聊创作心声。

李睿珺曾凭《告诉他们，我乘白鹤去了》入围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，《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》又入围东京电影节主竞赛单元，均收获较高口碑，是当下中国文艺片青年导演中的翘楚，进军戛纳电影节成了水到渠成的事。他凭借粗剪版本，仅花了50欧的报名费，就获得了戛纳选片团队的青睐，虽然最终没能进入主竞赛单元，但在戛纳70周年的盛会上，他用自己的作品代表了中国电影。

《路过未来》讲述了一个身体状况不佳、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年轻女孩，为了帮父母买房，急于筹钱，而不惜冒着损害健康的危险多次参与有偿试药，最终走到生命边缘的故事。片中的各种角落，都展现了当下中国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，如医药监管、土地改革、楼市疯抢、制造业下滑等，女主角的家庭面临工厂裁员和土地改革后的双重困境，老年人生活成为沉重负担，导致女主角一路为生计所迫，不得不铤而走险。然而这些将角色逼入死角的情节，在李睿珺惯有的风格调度下，趋向了日常化与平静。对此李睿珺表示，自己对角色都充满了爱，希望能够让这些人群的生活有所改变，但绝不会利用角色刻意煽情，“煽情了就庸俗了。”

这是他对自己审美的坚持，也可以说，这是他拍出好作品并入围戛纳的核心基础。不同于过去作品都是独立制片，《路过未来》由安乐影业出品，江志强亦称赞这部作品很有力度。而李睿珺也坦言安乐并未干涉自己的创作，从自己的角度也希望能为老板收回成本甚至赚一点钱，“只有做到这样，文艺片的生态才不会断。”

深圳代表中国城市的发展，置身现实很难预料危险

凤凰网娱乐：这次导演创作的源头是从哪里来的？

李睿珺：其实特别简单，如果看过《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》，看过《告诉他们，我乘白鹤去了》，你就知道其实在这两部电影之前，我还有一部电影叫《老驴头》，讲的是西北的一个老人，子女去外面打工，他面临土地改革的时候晚年生存的境遇，这是反映西北的一个老人，晚年物质需求的一个部分，到《白鹤》也恰巧讲一个西北的老人，儿女出去打工，他面临的精神问题，没有人能跟他交流，他反而跟隔辈的一个孩子在交流。

这两个电影都是在讲父母出去打工了，家里只剩老人和小孩，然后到了《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》的时候，爷爷一开始就去世了，两个孩子变成了电影的主角，他的父母也是在外面打工，他们去寻找他们的父母。所以到了《路过未来》，我们就要开始讲前面那些电影里面，真正在外面打工的那些父母到底过的怎么样，这些孩子到底长大是什么样子的，他是一个很顺其自然的过程。

凤凰网娱乐：这里面有明确的年代的设定吗？

李睿珺：2015年。

凤凰网娱乐：从甘肃到深圳打工，为什么选了深圳这个城市？

李睿珺：因为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城市，第一个经济特区，在八几年以前深圳只是一个县，深圳只是个县里面的小渔村。改革开放以前，中国的状态有点像现在的朝鲜，大家想要了解中国不太容易，但是邓小平执政的时候，开始实行改革开放，然后把深圳设为第一个中国的经济特区，它变成了世界之窗，变成了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，于是这个城市开始建设。

在八几年以前，农民是不允许到城市里面打工的，有时候会被逮起来的，叫“盲流”。改革开放之后，允许农民到城市里面打工，而且这个国家要发展，这个城市要建设，它需要大量的农民工，他们就属于早期来到这个城市里想要改变自己未来的农民工，这就是为什么会选择深圳。

深圳它有几个特殊的含义，一是世界之窗，二是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，三是世界工厂，深圳是一个再造的新兴移民城市，这个城市没有自己的文化，所有的人都是外来者，几乎没有本土的人。没有一个城市能够像深圳那样代表中国，代表1949年以后的中国崛起和发展，只有深圳，全世界只有一个，因为它是一个新兴再造的城市，今天深圳发展到那样一个庞大的高楼林立的城市时，其实我们已经看到，同时它也有那些低矮的平房，那种落差，它完全是个新的状态，就是中国的状态。最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，基本上很多人都是去广东深圳打工，这是中国的一个国情，深圳制造业很发达，才有可能吸纳那些没有学历，没有特别多技能的人，在这能够打工挣钱。

凤凰网娱乐：从自己的创作角度来说，您之前对深圳了解吗？

李睿珺：没有，后来是因为筹备电影，陆续在那待了几个月，开始去观察，开始去慢慢的逐步了解，去感受这个城市里面每一个人的状态，去工厂，去白石洲，不同的人生活的地方，也去最繁华的地方，去接触不同的工厂里面的人，街上的人，跟他们聊天，看到他们的一些问题。

凤凰网娱乐：《路过未来》有很多现实中的状况，比如医院挂号排队有黄牛出没、工厂裁员、楼市疯抢，包括试药，甚至还包括整容致死，全都融到了故事里面，为什么要把这么多元素放在一个电影？

李睿珺：如果说我们在反映中国的当下，讲一个当下的故事，你很难把这些事情剥离开，尤其它又是关于年轻人的，你很难把这些事情抽开，单独去讲这个社会，不可能的，好比我们穿了上衣，一定要配条裤子，什么鞋要搭，什么袜子要搭，它是一体的。所以你很难把某个事情抛开来讲，所有年轻人都是来这个城市里面寻找梦想，如果你在这个城市里面没有一个房子，没有一个居所的话，就不行。过去我了解到很多情况，家长在这已经打工很长时间了，为了把子女接过来上学，不得以花很多钱买了房子，为了什么？可以落户口，孩子可以在这上学，不然你就要去打工子弟学校上学。这是房子的问题。

你有房子，你有家的概念，你有安定的概念，你有了户口，才能享受这个城市的医疗保险、社会保险，各种保险体制，否则的话你不能，这是一个问题。你看病怎么办？你个人怎么办？你没有办法。而关于整容，比如这个女孩，现在整容变成了当下女孩的风潮，尤其是各种什么微整形，纹个唇，隆个鼻子，开个眼角，弄个双眼皮。

凤凰网娱乐：其实危险性还挺小的。

李睿珺：对，这些都是危险性挺小的，你在街上看到脸上动过的女孩，很普遍，变成了当下一个特别普通的事。对于电影里这个女孩来说，她也没有特别好的姿色，也没什么高的学历，没什么家庭背景，一个农村来的女孩，她觉得她唯一能够改变自己的方式，是通过挣一点钱把自己的面容修正得姣好一点，也许可能会有机会碰到一个有钱人嫁了，这辈子命运就得以改变了，但是她没想到，她自己会陷入到那样一个境地，她根本完全无法预知，人处在现实的时候，你完全无法预测，有的时候人是置身于危险之中的，但是你很难知道。

凤凰网娱乐：女主角耀婷的目的是买房子，其实她的经济能力并没有达到真的能拿出一个首付来，她其实可以通过继续打工，再积累一段时间，再做这个事情。

李睿珺：那强硬去做这个事情，是因为这个女孩八年前，她的父亲准备要买房了，她突然间生病了，她非常幸运，她的父亲的肝跟她一致，所以她的父亲移植了肝，把所有存下来要买房子的钱，全部拿来给她看了病。现在她的父母在城市里面无法生活，制造业面临下滑转移的情况下，大批年纪大的工人被裁掉，而且她身体越来越差，在这个城市生活下去要交高昂的房租，这会变成一种消耗，对于她的父母来说，唯一的选择就是回到老家，把老家的地要回来，随便种点粮食就够吃了，晚年生活会不错的。

但是领着女儿回去的时候，发现农村已经发生巨大的改变，新一轮的土地改革，让很多人都没有了土地，他只能站在自己的地里给别人去打工，而且他还干不了农活，只能再去一个小一点的城市，干些建筑工人的活来维持自己的生计。

他的女儿看到这一切的时候，她有个强大的念头，一定要去改变这个现状。我买一个最小的30平米的公寓，在郊区两万一平米，60万块钱，我凑一凑，也许是有可能的，首付顶多一半，家里存款20多万，自己再凑个几万块钱，也许就搞定了，未来慢慢还，这是她的想法。但是没想到工厂还是依旧面临裁员，人总是会有一个侥幸心理，我移植了肝八年，一直都很健康，没问题，去试了一次药，试完没问题，我再试一次，我现在缺钱，我着急，我再来一次吧，然后出了问题。

李睿珺接受凤凰网娱乐采访

试药情节在全世界存在，过审时有所删减

凤凰网娱乐：这个试药的点，你是怎么发现的？

李睿珺：试药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医院都有这个工种，我们人类所有的药品研制出来第一批试药是小白鼠，小白鼠试完之后，要准备推向临床的时候，它会先找一批健康的人来做临床试验，这就是所谓的有偿合法试药，签一个协议，你来试，你来承担这个风险，当然前提要给你做体检，适合的情况下，试完之后给你一笔钱，他们根据这些人的尿检、血检的反应，去改进这个药物，然后完了，改进完之后，再拿这个药物去找病友，真正生这个病的人，免费给你们吃，获得一个治疗的机会，看到底有没有疗效或者有没有变异，再去调整，最后推向市场。

这是全世界所有药品的一个流程，不光是中国，全世界都存在，昨天有一个《德新社》的记者说，他们看这个电影的时候，特别惊讶，他觉得他们在看一个德国电影，在看一个墨西哥电影。这个电影里面所面临的社会性问题是全世界的，越来越全球化的情况下，电影里面所面临的问题其实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面临，比如年轻人买房子的问题，医疗安全的问题，父母养老的问题。

凤凰网娱乐：女主角的行为和选择在她的这个阶层中是一个常态吗？

李睿珺：试药当然是因为剧本的安排，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，我3月份在飞机上看到《新京报》，有很大的三个版面在报道试药的事情，去年一年上报的国家药监局的药有2200种，打回来2000种，为什么这2000种会被打回来？是这个试药的流程不合格，监管有问题。

随便搜一下，有很多人在做试药，尤其大学里面，农村来的大学生，尤其是女生，甚至现在什么卖卵子的都有。他们可能为了买个iphone，为了怎么的，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，人在想要获得某种认同或者达到自己某种理想目标的时候，往往是看不清现实的。欲望就像吸毒一样，就像这个女孩试药一样，她试了一次没事，她会很容易陷进去，陷进去无法自拔，等她发觉的时候已经晚了。

那天我看《新京报》，为什么药会出问题？比如说你本来想试药，但其实你的身体是不合格的，做尿检的时候，我是药头，我就自己撒泼尿，放在那个尿盒里面，说这是你的尿，找一个合格的人替换一下，就这样就过了。因为对药头来说，他们只是医药公司，他们只是挣钱，其实就是中间监管环节有问题。

凤凰网娱乐：这个情节在过审的时候情况如何？

李睿珺：很好，整个片子过审的时候完全顺利，当然他们提了一些小小的修改意见，我们调整了一下，但是问题不是很大。

凤凰网娱乐：什么样的修改意见？

李睿珺：试药的部分有一点多了，我们就做了一点点删减。

凤凰网娱乐：现在审查时，会担心负面的东西太多了吗？

李睿珺：他们没有说这个问题，就是给了几个修改意见，然后我们就根据那个修改意见做了一些调整。

凤凰网娱乐：结尾女主角做梦，看到了一个白衣的女孩，坐在一个白马上，那肯定是一个很强烈的寓意？

李睿珺：对，她是那自己，骑在白马上的是她自己，因为一直强调她是属马的，这个寓意可能只有中国人能够看得懂，她骑在白马上，那个女孩走了，那就是她自己，干干净净的，然后她在追那个骑在白马上的人，她想挽留自己。她对生命有特别强烈的渴求和欲望，她想要活下来。而且还有一个跟九月有关系，周云蓬唱的那首歌，《只身打马过草原》，是很复杂的概念。你看到后面的祁连山，失我祁连山，使我六畜不蕃息，失我焉支山,使我妇女无颜色，然后里面又有海子的诗，明月如镜，高悬的草原映照千年的岁月，只身打马过草原。它其实那个意义是多层的，完全是个开放式的结尾，你也可以理解为她没有死，你也可以理解为她有可能是不是结束了生命。因为所有来寻找的人，所有的人，永远是在路上的感觉，所以说她结束在了路上。

制造戏剧冲突很容易，煽情就庸俗了

凤凰网娱乐：整个片子的风格和跟您以往的电影一样平静，您有没有考虑过稍微改变一下？

李睿珺：没有，戏剧化的东西是很容易做的，戏剧冲突、矛盾冲突很容易做，你把它做得好看、煽情是很容易的，但我们就想尽量克制，不要煽情，煽情就庸俗了，它不是这个电影了，我们的目的不是煽情，一定保持客观、冷静的方式，让你自己去有一个思辨思考的过程，而不是我一下都塞给你，很满，把这个表演做得很俗，通过这个东西强烈地传达给你，不是这样的。

尊重观众的方式，是你很克制很客观的呈现，我不想主观地去强调这个事情。观众不幼稚，又不是小孩，导演跟观众是通过银幕来交流的，交流一定是平等的，克制的，不能是一方强加于一方的。所以我们所有的表演都是很细腻，很克制的，包括整个镜头的应用都是很平稳克制的，它是适合这个电影的，因为在讲人的关系和移动，镜头永远是从这个人的关系到那个人的关系，又回来，在这个不经意的过程中展现这些关系的变化，人的变化，人选择的变化，表演的变化，甚至完成了景别的变化，从特写移动到中景，它随着镜头的调度又变成了全景，又回来落到中景，所有的景别的转换是靠调度来完成的，而且这个对演员的要求比较高，情绪很重要。

凤凰网娱乐：有些评论认为，这里面的情境也不是过不下去。

李睿珺：其实我觉得在当下没有完全过不下去的人，我们不能制造一个悲惨的事情获得别人的同情，或者达到你自己对电影的某种意愿。首先拍这个电影，我对所有人物是有爱在里边的，我是希望这一切能够得到改变，才拍这部电影。所以我并不是说我要利用这个人物，把它做得多悲惨，来获一个奖，根本不是那个概念。我觉得那就违背了做这个电影的初衷，我反正不会做那样的电影。

长镜头表演真正能让演员过瘾地表现自己

凤凰网娱乐：刚才说到这种长镜头的调度，这次的演员比如杨子姗之前拍商业片多一点，那她会适应吗？

李睿珺：我觉得没有问题，毕竟她是个职业演员，每一个职业演员都想挑战自己，想要尝试一下不一样的角色，尝试一下不一样的拍摄方式。其实长镜头对演员来说，演戏是很过瘾的，终于不被打断了，可以完整地在这个段落里面去展现自己，非常幸福。分切镜头对演员来说没什么大的挑战。好，做一个哭的表情，大一点，好，正面再来一个，流出眼泪……这些特别简单，原则上是靠剪辑来完成表演，不是靠表演来完成电影。而我们是整个部门高度的配合，每一个走位，每一个摄影、灯光、录音部门，人物的调度，群演的走位，都要很精准地去完成，要去传达，你要帮助演员在里面呈现。

剪掉男主角家庭戏份，自己对时长仍有控制

凤凰网娱乐：男女主角聊天的方式是在微信未添加好友里，这是怎么考虑的？平时有人这样聊吗？

李睿珺：很多，我经常会收到很多陌生人不停给我发那个，你通过我吧，我是谁谁谁，比如说附近的人推销产品，他就摇你。男主角其实就拿很多手机天天在那儿摇，靠陌生人搭讪来推销这些药。所以他们一开始就在陌生人上认识，这个女孩觉得要是通过了好友，有些话是陌生人反而方便说，真的变成朋友就不会跟你说了，陌生人之间的心里距离小于朋友之间，可以倾诉，现在的人其实有一种孤独感。

凤凰网娱乐：在你自己的设定当中，男女主角的关系是爱情吗？

李睿珺：当然会有一点爱情的东西在。

凤凰网娱乐：但又没到。

李睿珺：对，不到爱情的原因，是女孩没有办法给男孩任何的承诺，她不知道自己的未来，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。

凤凰网娱乐：但这个男生很主动。

李睿珺：对。电影里面还有一场戏剪掉了，是关于男生的母亲很早就离开了，男生无法释怀。男生有一天跟女孩去打工，打完工吃完饭两个人走在街上，看见一个年轻女人背着一个婴儿，在给一个小男孩擦皮鞋。女生看着特别难受，就给了那个女人十块钱。女生说她可能现在连自己的未来，连自己老去的样子都见不到了，所以男生带她去拍了一张老年装的照片。回来男生再拿着自己的照片，想要把女生的老年照片放上去的时候，他自己都愣了，在那张照片下面尘封着一张他4岁以前，跟他母亲父亲的一张老照片，他母亲的脸被烫了一个窟窿。照片掉在地上了，女生捡起来说，你母亲当年离开肯定有她自己的原因，你不应该记恨她。其实这个男孩是通过这个女孩，对她母亲有这个释怀。

所以结尾的镜头里才有这个男生拿着一个钱夹子，里面是一张照片，一直在看，然后放在桌子上走掉了。

凤凰网娱乐：钱夹子一直开着。

李睿珺：对，一直开着，夹上一张照片。因为前面那个戏剪掉了，所以说大家不明白看照片是什么意思，当然他回甘肃不光是为这个女孩，他还有一种对他母亲的一种因素在里面。

凤凰网娱乐：你剪这个戏是因为什么？

李睿珺：时长啊，不能那么长。

凤凰网娱乐：自己对自己还是有时长的要求的？

李睿珺：对。

戛纳报名花了50欧，希望有机会帮老板赚钱

凤凰网娱乐：这次您报送戛纳的过程顺利吗？有没有跟你聊过说有可能进主竞赛？

李睿珺：我们没有大的奢求，其实前期的时候，我拍完也挺累的，就挺懒的，隔了很长一段时间， 12月拍完的，拍完之后回去就过年了，过完年我就剪了剪，就把它剪到了155分钟，还是比较长的一个版本。剪完之后大家就说，要不要试试戛纳，因为特效还没有做呢，也没有精剪，但是又觉得不可能等一年，试试就试试呗，所以在家就填了一个报名表，刷了信用卡，交了50欧的报名费，邮了一个碟到这边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戛纳就回了一个邮件说，我们看了这个电影，还挺喜欢的，但是我们看报名表上你们不是定剪的版本，你们一切都还在工作的状态，那你们有没有最新的版本可以看？那个时候我刚剪到125分钟，所以就把这个净片又给他看了，看完之后他们4月12日写了一个邮件给我们，说我们明天开官方发布会，通知所有首批入围片单，但不会有任何华语片，你们要再等一周，我们还得讨论。那我们就等，后来他就说你们入选了，可能后来他们觉得放在主竞赛也好，放在“一种关注”单元也好，可能有他们的选择吧。

凤凰网娱乐：我们都知道戛纳对导演有一个慢慢的扶持，有的导演可能从“一种关注”，下一年就到主竞赛了，您会有这种小小的期待吗？你会期待成为戛纳的嫡系导演吗？

李睿珺：有的时候，你完成一个电影可能正好赶上，这个要看时间的，有的时候它不一定是在戛纳，也许你完成正好是十月份，可能柏林比较合适，就去了柏林，也许可能你是2月份完成的，错过了柏林，但是戛纳可以。我也从来没有说，必须某个电影要去某个影展，看情况，这种东西机缘巧合，顺其自然吧。

凤凰网娱乐：这次投资是一千万？

李睿珺：对。

凤凰网娱乐：我看子姗也是出品人？为什么？

李睿珺：对。因为这个片子成本特别小，子姗给了很大力的支持，所以我就希望她作为出品人来出现。

凤凰网娱乐：江老板也说，安乐投这个电影是完全没有干涉你的创作。

李睿珺：没有。

凤凰网娱乐：他也说了一句话，他希望新导演能够帮助老板赚钱，如果老板不赚钱，可能就没有下一部的投资了，虽然他更多是指商业片领域，但是从您的角度来说，您对票房收益怎么看？

李睿珺：从我个人的角度，我当然希望能够收回成本，才有可能拍下一部，你跟这个公司合不合作，如果帮公司收回成本，他觉得这样的电影还是有机会的，就不管你下次是不是跟这个公司要再做新片，至少别的导演也有一个可能性，这个生态不会断，否则一下做死了。然后如果有机会能再帮老板多赚一点钱，那当然是更好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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