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拉黑2000人的郭德纲,如何看待同行"叛徒"和过往?

拉黑2000人的郭德纲,如何看待同行"叛徒"和过往?
郭德纲

来源:人物

一个尊重规矩,并将相声这门衰落的行当以正统方式振兴的师父;一个利用旧式习俗与传统,对徒弟进行道德绑架的师父。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,取决于你站在哪个位置。

学徒

它是更新的,加入它的滋味可不好受,它存在于郭德纲与“纲丝”想象之中——你已经听说过了,“叛徒”名单。需要提醒的是,编外人员做了再过分的事,也不能称之为“叛徒”。成为“叛徒”前,首先要成为徒弟。

对于一个相声门外汉来说,那是一条漫长艰难的道路。

不算那些跟随郭德纲于泥淖的儿徒——那些人多是苦出身,赵云侠曾是个搓澡工,孔云龙与岳云鹏则是海碗居面馆的门童与递菜员——想成为德云社科班学员,面临着激烈竞争。

2010年招生的“九字科”第二批学员戴九安回忆,来考试的人有200多个,他们是从上千个报名者中选拔出来的,考完之后留下了60多人。之后每周上一次课,逐批淘汰。“第一次60来个,第二次50多个,第三次40多。”像经历着一场场阵地割据战,减员持续发生,“人越来越少,就又招了第三批、第四批,补充了这么多人,又重新分班。”

郭德纲并不手把手带徒弟,但德云社最优秀的演员都会分配带班。戴九安跟的是“四大弟子”之一的栾云平。学员与班社是一种松散关系。班社不管吃住,但也不收学费,唯一交的一笔钱就是1000多元的材料费,印着《报菜名》《夸住宅》基本贯口。“就是几张A4纸,不是为了要钱而要钱,而是为了勉励你,你交点钱,你自己就上心了。”戴九安说。

很多人来自外地,“真是坐着火车来这儿,上俩钟头,坐着火车回东北,坐着火车回河南。”要愿意在北京生存,就自己租房,找个工作,晚上去天桥剧场听活。听完活,要帮剧场打扫卫生,这又是考验人性的时刻了,有人因为偷懒被劝退,有人因只在老师出现时才积极干活被劝退。

刘鹤春是德云社公开招生的第一批学员,那是郭德纲已声名鹊起的2006年。刘鹤春当时在山东读大三,他嫌两地奔跑太周折,干脆大学也不怎么回,在北京找了个保安工作——他是那群保安里仅有的大学生。学艺那几年,他还做过夜班客房服务生、电信收费员等兼职。“最累的就是收电话费,最远的到顺义,一去一天,给一张公交卡去那儿,收个一两百块钱的电话费又回来了。到处跑。”

住处也是四处辗转。他最初蹭住在亲戚家,然后是保安宿舍,还住过400块钱月租的地下室。“后来没钱了,我想这个月完了之后,不知道怎么过了。师娘说让他住园子来吧,一句话就把我救了。搬到天桥剧场里边,吃住都管,等于是服务员一样,见天固定下来干活,每个月给我500块钱生活费。”

但剧场也很难谈得上是舒适的住所,睡觉的地方也不固定。地下室宿舍是上下铺,“有时候我值班,我就打个被窝卷儿,在后台地板上铺上,第二天早上卷起来,找个没人的地方一放。”刘鹤春说。还有一年,德云社做了很多月饼,剩下很多堆在剧场二楼,他把箱子铺起来当床,在上面睡了一段时间。

学员鲜有登台机会,即便登台也没有场份(即演出费)。要精熟并表演过30段相声以上,才有资格领场份,普遍要耗时两三年。这并不是郭德纲创制的新规,而是沿袭自相声科班的古老传统:三年学徒两年效力。人为拉长、否定速成的学艺之路,本身也是一种磨练与选择。机会只给那些留到最后的人。

严格意义的拜师要经过摆知仪式,但学员能获赐艺名,就可以叫郭德纲为师父了。没给字的,只能叫“郭老师”。无论学员还是徒弟,见“郭老师”一面并不容易。他的生日宴是个机会,但名额有限,不是一窝蜂谁都能去的。去得给师父送礼,价值大小不重要,关键是心意得到。

徒弟座次,一般按照给字的顺序。“鹤字科”开班一段时期后,郭德纲给学员成批起了艺名。这批名字中刘鹤春排位第一,因为他踏实勤恳,业务出众。然而,他仍然要管班上的一个人叫师兄。

那是一个说话瓮声瓮气的退役军人,痴迷于评书,三弦弹得极好。德云社元老张文顺尤其器重他。“师爷就说叫他郭鹤鸣吧,(师父)第一个给他这个字,所以说他排在我们前面。”刘鹤春回忆。在2006年,郭德纲将他西河门师父金文声接到北京,社里安排郭鹤鸣去照顾了半年,住宿钱也省了。这既是美差,也是重任。

一晃十载。那个被破格赐名的徒弟如今已经告别德云社两年多了,在外界看来,那是场和平分手,与曹云金、何云伟离社所引发的怨恨完全不同。他依然感恩那段师徒关系。“师父的父是哪个父啊?现在好多媒体不注重这个,写单立人那“傅”,改修车的了,瞎写。”郭鹤鸣对记者说,“我是他徒弟,那是我父亲。”

对郭鹤鸣的采访在2016年8月底进行,几桩师门相关的戏剧性事件,刚在过去的夏天发生:刘鹤春结束了一年的出家,重归德云社;2年前投奔听云轩的赵云侠也回归了,他公开斥责与他同去的搭档戴九安为“盗卖信息的内奸”……

郭鹤鸣避谈这些江湖风波。他跟昔日师兄弟联系不多,如今他深耕评书,自辟场所每周固定两场演出,但观众平均只有二三十人,远比不上德云社。

那场采访几天后,德云社家谱公布。提及郭鹤鸣只有短短一句话,但即便一直追踪相声圈消息的观众也为之惊诧:“欺师灭祖手段卑劣,革除师门。”

家谱

孔云龙记得,师父郭德纲最早念叨着要制作家谱,可以追溯到鹤字科还在招生的时期,“挺复杂的,不是说随便拿张纸我这儿出个册子就完事儿了。得调查。”相声极其重视辈分与传承,同在曲艺体系之中的西河门、快书门各有枝蔓与交集,家谱撰写绝不能有一点马虎,而许多圈内的事情,只有圈内才知道,“你要瞎写,到时候人家骂街,你把人家老祖宗给人家。”

这部分导致了筹备期的延长。郭德纲借着东奔西走的演出机会收集信息。2012年他去美国演出,还去拜访了住在洛杉矶的台湾相声大师吴兆南。老人年近九旬,是侯宝林的徒弟,谱系上是郭德纲师伯。“上他们家去,听老先生聊过去这些事儿。你(之前)听的,跟老先生传教的,看符不符合。”孔云龙说,“师父去外边问,问完了之后,然后跟高峰他们去沟通。高峰拿笔记下来,再交给刘鹤英。刘鹤英去排版,把这个东西存到资料库里边。这么多年一点点搜集。”

一些事情比看上去更复杂。追根溯源,德云社演员郑好辈分要比郭德纲高一辈儿,但对外,郑好与郭德纲素以同辈相称。这是因为他来自东北那一支,他的师爷早年间入关,相声江湖山头林立,考虑到与东北同行的相处,郑好的师爷就自降一辈儿。“因为你辈儿太大了。这不是特别露脸的事儿,那没办法,艺人混口饭吃,上那儿去之后你还充大辈儿,人家肯定不同意。”孔云龙解释。

虽然有迹可循,但也不能贸然写入家谱,“这个东西必须得跟人本家打声招呼。”哈尔滨有德云社分社,郭德纲过去后,找郑好的师父说明情况,“我们就是这么着排下来,降那辈可能就不提了,但是您别挑理。”孔云龙说。

除此之外,有人带艺投师,“跳门”可是圈内大忌,也要跟之前的老师通报,获得首肯。

归根结底,所有的小心翼翼,所有的正本溯源,都是为了尊重传统。相声这行当的传统还有很多:儿子不能拜父亲为师;后台禁止进外人,哪怕是演员家属;上台要穿白袜子,不能喝酒;看同行演出必须先打招呼;重视辈分,长幼有序……

在德云社,不论是谁,不守传统要受到惩罚。德云三队队长孔云龙曾带队去外地演出,吃饭时一个九字科师弟不等师哥入座就先行坐下,说话也缺少礼仪,“回北京之后我就给他弄青年队去了,给清走了,一点规矩都不懂。”早在2004年起,德云社天桥总社的后台立起了祖师爷东方朔的牌位,逢初一十五要上香,少班主郭麒麟有次因为没有及时换神龛前的贡果,被郭德纲责令扣除当场演出费。

郭德纲极为看重传统。2013年他登上春晚,坚持穿大褂说相声,在那场演出中,桌上摆着绣着银龙的白手绢、扇子与醒木,未必用得上,观众也根本看不到,但“要以相声标准的状态出现。”德云社的作品,大多是老活翻新,冠以传统段子的名字,沿用其框架,往里面加入新的笑料与情节。太平歌词是个容易冷场的节目,他总是念念不忘在表演时唱上一段,他是真爱它,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。

而家谱,无疑属于传统的最重要的一部分。

在德云社20周年之际,家谱面向社会公开后,它存在的意义不止于私域,某种程度上,它相当于将人事奖惩大白于天下的昭告。公众对于错综交织的传承脉络没有那么关心,注意力难免被吸引到不同人物的评定上。

五人被逐出门墙,除了素来不睦的曹云金、何云伟,郭鹤鸣等三人均是新鲜名字(家谱没有提及未经摆知的戴九安)。而前后脚回归的两人,待遇各不相同:赵云侠被摘字查看;而刘鹤春依然排在鹤字科前列。

与家谱上订明“几进几出颇多反复”的赵云侠本质不同,刘鹤春2015年因个人感情纠葛去藏地出家,除了不告而别并不构成大错。他回京后马上去师父家拜谢,郭德纲当即决定,在几周后北展剧场的商演,与搭档于谦带上徒弟一起说段《扒马褂》。

如果你完全认同郭德纲的准则,那么这一切故事,基本上是个道德寓言。所谓的“背信弃义者”,终将受到谴责,白纸黑字钉在耻辱柱上。但若迷途知返,班主将展现出宽厚仁慈的一面。家谱3年一修,也意味着现有的评定会根据个人表现而推翻。

但很快,那些熟悉德云社的观众,察觉了家谱中的某些异常,张德武与谢天顺不在其中,两人均曾是社内的重要演员,前者的离世与后者的抱病休养并不构成剔除在外的理由。更糟糕的是,家谱为彰显庄重,以繁体竖版排制,反而弄巧成拙,充斥大量因繁简转换导致的错别字。

然而这些零星的嘲讽、质疑无法构成洪流,真正对家谱权威构成挑战的,是曹云金紧随其后发布的反击长文。那是曹云金自2010年离开后,首次对师徒恩怨的详尽复盘。他罗列了大量细节,有辩护,也有控诉。

这个举动让所有人意外。就连曹云金的大徒弟刘连喜,事发前也蒙在鼓里。9月5号,他结束横店对师父的探班,驱车回京的半途,在微博上看到那篇7000字的自述文。他想起一天之前,感觉师父情绪不佳。“你怎么了?”他问。“没事,明儿你就知道了。”

即便是7月份闹得沸沸扬扬的“内奸事件”,也没有令曹云金跳出来自辩。表面上看起来,矛盾存在于昔日搭档赵云侠与戴九安之间,但实际上,“内奸”的指责也将收留赵、戴二人的听云轩置于道德的不利地位——那是曹云金离开德云社一年后创立的班社。“抹黑的是我,影响的是曹云金。一箭双雕嘛。”戴九安后来对记者说。

事情一经曝出就遭遇反转。根据戴九安公开的与赵云侠的偷录电话对话,那似乎只是后者收取德云社2万元后进行的构陷。赵云侠则对记者辩称,电话里只为安抚戴九安才中了“圈套”,但他也承认,所谓“内奸说”,“与创作相声包袱一样,来源于生活,要高于生活。”

然而那场风波很快就过去了,并没有对德云社造成太大影响。“没有话语权,人微言轻。”戴九安感叹。当时他劝曹云金出来回应,但听云轩的班主拒绝了,“也没说我,主要说的是你。”

但家谱将曹云金彻底触怒了。与既往的含沙射影截然不同,显然在他看来,那是一个无法承受的严重指控。

“曾用云字艺名者二人,欺天灭祖悖逆人伦,逢难变节卖师求荣,恶言构陷意狠心毒,似此寡廉鲜耻令人发指,为警效尤,夺回艺名逐出师门。”

大家长

在曹云金反击郭德纲的那篇长文中,他讲述了他在学艺之路上遭遇的委屈与盘剥,曾住在一个屋檐下的张云雷,在记者采访时补充那段故事的另一些方面。

2001年,9岁的张云雷住进郭德纲家,他是郭夫人的表弟。这种遵循旧式培养方法,从小与师父在一个屋檐下同吃同住的徒弟,叫儿徒。郭德纲家里同时住着好几个。接下来的4年,张云雷的每天大致是这样开始的:大清早起床跟着师父去河边喊嗓子,“回来之后,给他点上一根烟,把茶沏上,然后他就沙发上一坐”,给几个孩子说活。郭德纲喜欢在家里焚香,点香的工作也交给小徒弟。

以这种老派风格生存于现代社会,张云雷一点不感到奇怪,他完全融入了,当年的经历在他身上留下痕迹。“人家90后出去都喝饮料,我永远是拎一个茶缸子,茶不离手。”他说。

当时郭德纲在北京尚未落稳脚跟,还要租房住,自己糊口艰难还要带徒弟,为什么要做这样经济上毫不划算的事情?“就是因为太爱相声了。那你说怎么办呢?你得让他认头去学。”他对记者说,他认定只有这种方法,才能教出真正的相声艺人。

儿徒们每天做得最多的事情,就是背诵。张云雷专攻太平歌词,那时没有电脑网络,也没有现成文本,郭德纲把每段唱词录在复读机里,供徒弟模仿。但张云雷很快找到了复读机的另外一个用处,他把自己背诵的声音录了下来,关上房门大声播放,扮成用功的假象,实际上他在偷懒。

他的伎俩有一天被走进房间的郭德纲撞破了。师父微微一笑,关上房门走了,但接下来不再理睬他。这种反应比任何惩罚,给张云雷带来的恐惧与愧疚更甚,他向师父承诺永不再犯。

张云雷曾挨过郭德纲的揍。“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。因为是亲戚嘛,有这方面原因。”孔云龙说,没见师父生气时打过其他徒弟,反而是开玩笑的时候,会往腿上捶,“来个大麻雷子。特别用力,还不许躲。”但对于徒弟们来说,师父最可怕的状态不是动手,而是不理人。沉默会造成一种特殊的压迫感,那是郭德纲的方法。

许多早期入门的徒弟都有在郭德纲家住宿的经历。2006年,郭德纲在大兴租下一个占地四五亩的大院,自己盖房,孔云龙、岳云鹏、烧饼、杜鹤来、马鹤琪等人全部住进来,管吃管住。李云杰、栾云平是北京人,也时常来住个两三天。一个三弦艺人,是某徒弟的岳父,成为大院经理。郭德纲还专门买了辆金杯面包车,有演出就拉上这些人来回。购买米面粮油,也靠这车运输。

师父似乎喜欢家里有徒弟的热闹感觉,但他本身又是一个好静的人。地下室开辟了一间台球厅,徒弟们大半夜不睡,吵得厉害。有一天起床发现,白球不见了。“师父给藏起来了,大家都知道,也没敢问,那意思你们就注意点吧,也就一阵儿。”赵云侠说。

后来郭宅几经搬迁,徒弟们也大多自觅住处,有几位一直住在家里,每天最少七八张嘴吃饭。有徒弟帮忙,打扫卫生绰绰有余,直至师娘王惠有了二胎,家里才请保姆。为满足隔三差五有徒弟留宿的需求,家里始终保有放着上下铺的客房。赵云侠在师父家住了6年,有一个单间,直至他结婚才搬走。师娘每天下厨,他就打下手。厨房里有个小盒子,师娘把钱摆在里面,买菜就拿去用,从来不用报账。他完全融入了郭家。“郭麒麟上厕所,老一坐坐半个小时。后来我们老说,那时候还小,十几岁别脱肛啊。”他笑着向记者回忆。

春节时候,一些外地的徒弟也不回家,跟师父一起过年。流水席从早上开到深夜,人一拨一拨地来。赵云侠懂得和面,李鹤彪干过厨师,再加上师娘,他们仨几乎全天泡在厨房。“一到过年的时候可要命了,我们一站都站十几个小时一天。”赵云侠说,“早上十来点钟就起来炸呀、切呀,一直能到夜里敲完钟,人走完之后,我们刷碗,这才算完事。”

师娘王惠喜欢和徒弟打成一片。有时,她带着一群人出去唱歌。在那个短视频应用尚未出现的年代,他们拿着摄像机,拍小品玩。郭德纲从不参与。王惠尤其喜爱外形乖巧、伶牙俐齿的孔云龙,老是带着他去逛街,后者负责拎包。“师娘把我当儿子一样,爱跟我聊天。她老是冲我发火,说骂我就骂我,但是对我特好。我想吃鱼了,我师娘就给我做鱼。我出车祸,嘴里面缝的都是针,师娘顿顿都给我做鸡蛋羹。”孔云龙说。

孔云龙花钱大手大脚,没钱就去师父家借,少则三四千,多则两三万,“1000块钱就值不当的去要了”。说是借,但从来没还过。这当然是极为亲近的徒弟才有的特权,也招致了旁人的怨恨。“这帮师兄弟,大言不惭地觍着脸找我师父借钱,你们凭什么呀?人家有钱是人家的,凭什么借给你们呀?”一个已经离开德云社的徒弟说。

郭德纲常与徒弟以父子相称。很多现代人对这种关系会有所抗拒,尤其像赵云侠、李鹤彪等徒弟与他一样均出生在70年代,仅小了几岁。但对于德云社而言,他确实是那个照顾所有人衣食起居的大家长,超越了一般意义上师父的职责。

早期就跟随在身边的徒弟结婚,郭德纲会包办婚礼。这不是相声的规矩。“孩子们都不易啊。你不得对他好一点吗?几乎每一个我都这么管,把他家长都接来,让孩子风风光光的,劝他们好好过日子。”他说。从婚照到戒指,从家用电器、床单被罩到婚宴,师父负责一切,就连接亲的车、化妆师,都是他找的。“我结婚的时候是何云伟、曹云金主持,于谦老师证婚人,”李云杰回忆他2008年办的婚礼,他父亲早亡,母亲瘫痪,“郭老师代表我父母,跟我媳妇儿他父母站在台上。”

不止于此,李云杰儿子出生后,郭德纲赠予他一个金条。母亲去世,郭德纲偕德云社全员上门祭拜,一对演员一个大花篮,“院里都摆不下了”。弟弟李鹤东缺少管教顽劣好斗,郭德纲出主意,“管我叫干爹,上德云社来学相声,我看着他,省得出去打架去。”他的另一名义子陶阳是京剧神通,但李鹤东只是一名社会青年,收下他纯属心血来潮。

徒弟家里有难,师父第一时间援手相助。2007年,岳云鹏母亲要做心脏搭桥手术,郭德纲出了十几万元,岳家要建房,也是师父出钱。多位徒弟都表示,受过师父的类似恩惠。赵云侠记得,师父曾多次对他说过,“我要管你一辈子”。

所有家庭内部矛盾,也会在他们之间出现。赵云侠说,他从德云社的第一次出走,就是因为与师娘吵架。那是2013年大年三十,赵云侠与妻子闹离婚,师娘看不过眼,“刚结了婚,你怎么说离就离。”他气得开车走了。后来他承认自己混账,但也感到委屈,“有些事情只是当事人心里能明白,又解释不清楚。”

基于这样的关系,师父包揽徒弟的孩子起名也不足为奇了。大名尚有挑选余地,郭德纲会列出一个单子,从10个名字里挑。小名就由郭德纲直接说了算,栾云平女儿叫“大盆儿”,李云杰儿子叫“大盘儿”,岳云鹏女儿叫“大碗儿”,跟郭谐音的“锅”,属于一个系列。

但某些时候,哪怕存在于真正父子之间的那道名为隐私的界限,会被他轻易地逾越了。早在岳云鹏正式向郭德纲介绍他的女朋友(后来成了他的妻子)之前,郭德纲就知道她的名字,因为他翻过他手机。“逮住谁翻谁的手机。密码什么呀?这个照片哪儿照的?谁呀?毛病,可八卦了。”岳云鹏的搭档孙越说。

小人物

很多人将赵本山和郭德纲类比,在曲艺江湖,他们均可以称得上宗师级人物,门徒众多。但在招徒一事上,两者最大不同是,赵本山纳入门下的,不是业已成名的二人转剧场的“台柱子”,就是绝活在身的潜力新人,而郭德纲的徒弟,入门大多是白纸一张,即便极少数带艺投师者,也是籍籍无名之辈。这就是德云社的故事最动人的地方,没有人关心你是谁,你从哪里来,你的相貌、学历与身材——德云社有很多体重超标、外形平庸的学员,最重要的是,你在台上的活怎么样,你能变成什么样的人。对于任何一个存在竞争的地方来说,这已经足够纯粹了。

初来者的天赋不是立时兑现的,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培养成角儿。这也是郭德纲对于那些“叛徒”痛心疾首的原因。

“叛徒”话题是采访禁区。张云雷介绍儿徒经历,谈当年屋子格局和床位分配,把曹云金完全抹去了,仿佛那个人和他住的那间屋子从不存在过;有人像对那几个名字有过敏症一样,只用“曹”“何”指代,仿佛他们不是人名,而是某种可怕的咒语;孔云龙倒是聊了聊曹云金,不过随行的德云社工作人员请求不要把这些讲述写进报道里。郭德纲经纪人王海划掉了提前递交的采访提纲中的所有相关问题。

对于任何话题,郭德纲可以给出条件反射般的娴熟回答。他似乎很容易和人建立起一种熟络的感觉,目光会照顾到休息室里的每一个人。一些说辞听起来耳熟,他说过多次了。他有着卓绝的表达能力——如果把他的话照抄下来,你会发现很少有病句与车轱辘话。他擅用修辞,记者抓句引语就可以成为耸动的新闻标题。但谈到多年前的一桩未遂心愿,他的声音变得平静,那是一个尚未写完的剧本,《济小塘捉妖》。

“不是2005年写的,这应该是1999年开始写的。”他纠正道。“我在最不如意的时候,给人做编剧,其中写了这么一个戏。”

那部戏写的是一个小人物,历经落魄,被推到神仙的位置,为天下捉妖。“那可能就是我自己。”他对记者说。他决定现在要继续写下去,做成“一季一季”的网剧,并考虑让儿子出演。

但你真的相信,历时多年写了不到10集的剧本能重新拾起吗?商演频率不降,同时还越来越多出现在综艺节目的郭德纲,能继续创作剧本吗?这都不是刨根问底的重点,郭德纲更看重的是这个故事凝聚的记忆与现实指涉:突破结界的小人物。

与相声世家子弟不同,作为一个警察和一个小学教师的儿子,天津长大的郭德纲曾是圈外人,虽然投身相声,但人脉与资源并不在他这一边。后来所有的这些成就,是在一个曾经将他不断拒绝的地方完成的。所有他徒弟吃过的苦,他也都吃过。90年代他三进京城,在最后一次,他召集起散落民间的同行,包括张文顺、李菁等人,拉班成立德云社的前身——北京相声大会。然而那距离他真正大红,还有10年。才华、忍耐、机遇——2004年侯耀文力排众议收他为徒以及之后的提挈之恩,所有这些叠加在一起成就了他。

在他最广为流传的相声里,他永远是那个“小人物”。《我要》系列中,他是奸懒馋滑但本质不坏的小人物,《论五十年相声之现状》中,他则是一个为传统沦落痛心疾首,却不见容于主流相声界的小人物。他以平民角度戏谑这个世界,精神状态却不颓废,许多笑话埋藏着他过往痕迹。

他有一种随时把糟糕的事情变得好笑的能力。多年前,初中美术老师张承武第一次去德云社听相声,观众不到10位。郭德纲在台上以此砸挂:“台下的不许跑! 我们台上有12个人,比你们台下的多,你们打不过我们!”张承武顿时有了结交之心。后来他弃教从艺,也拜师进入了德云社,艺名:张德武。

正如很多曾经聚拢于郭德纲身边的人,张德武后来也离开了他,双方闹得并不愉快。不再合作者还包括王玥波、刘源等人。但对于大众而言,德云社真正的招牌只有一个名字。每隔一段时间,围绕这个名字就有风波出现,从汪洋的官司、藏秘排油代言到打记者、抵制三俗,最新一则是对沙溢6岁儿子大开伦理玩笑,最终郭德纲都摆脱了影响。

然后,几乎没有例外,这些过往——连同所有难堪的、理亏的过往,都将为他所用。他将其变成砸挂的素材。“当年一个藏秘排油,班主从315(晚会)砸挂到年底封箱还不算完,来年开箱还不忘记这个梗。能这么理直气壮拿自己的污点砸挂还砸成清白的,估计也就班主了。”一位知乎网友写道。

当今天的郭德纲称自己还是一个“小人物”,某种程度上,他是对的。在实现财务自由之后,他热衷于穿戴世界名牌,却总是被网友视为时尚潮流的反面教材。其实衣着搭配并没有错,偏偏就有一种视觉上的错位感。但那种“小人物”的感觉更多源于某些看不见的东西,比如他对歌颂型相声的排斥(当然他也并未尝试向讽刺型相声靠拢),比如那从未从他身上离开的草莽之气。

一直以来,每每提及那些与徒弟的恩怨,郭德纲很少讲述具体情境,他不需要,那不是他的讲话习惯。他有时将其揉进段子里,“新三大寓言故事:农夫与蛇,东郭先生和狼,郭德纲与他的徒弟们。”要不则是抒情,写几句悲悯的诗词。在云淡风轻中,就能激发起同仇敌忾的效果。

但某些时候,他也会变得异常愤慨。2010年曹云金因对待遇不满,醉酒后大闹他的生日宴,那天晚些时候,他返场表演唱了《未央宫斩韩信》。选此曲目意有所指,他的唱腔有如泣诉,观众叫好连连,只有徒弟们能听出他的内心话语,烧饼(朱云峰)在后台就哭了。后来郭德纲在微博中写道:“那几十句唱词,心头一直在喷血。几年来,从不看这段视频。今得闲,无意中点开。眼望澳洲春雨,耳听昔日唏嘘。一声长叹。莫仁于雨露而靡于草夏枯,莫严于霜雪而松柏冬青。”

似乎是不可避免的,在采访中,郭德纲主动闯入了“禁区”。他似乎陷入回忆之中,垂下双眼,表情诚恳而痛苦。他开始讲述,几乎每段话里,他都会站在对方立场考虑,“其实孩子们还是单纯,就是走早了,最要紧的一句话就是你远没有你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厉害。”“赵云侠回来个10趟,走20趟,我都允许和接受。”但一些话里藏着刀锋,比如提到郭鹤鸣时他说:“他是隐藏得最好的。没有人知道。外界没人知。”虽然从未提供细节,但所有的解释都指向一个结论:“真实的情况远比你们所了解的要血淋淋得多。”

班主为那几个爱徒的离开而恼怒吗?当然。如果他们留在这里德云社会更强大吗?包括许多自己人在内都是这么认为的。如果在裂痕出现后,他不是与徒弟避而不见,而是采取更积极的沟通方式,也许故事有另外的结果?也许是这样,当事后诸葛亮很容易。他希望他们回来吗?从前是的,至少他是那么说的。

现在不再是了。“有的人是可以回来的,有的人是不可以回来的。”他对记者说。

这也许是师徒关系中近几年最大的变化。

某种程度上,爱与恨是交缠的。对于某些“纲丝”而言,他们有多爱班主的艺术,就有多恨他的敌人。痛斥“叛徒”进而成了一种互动的粉丝体验。曹云金的经纪人王晶京告诉记者,这种趋势近两年在加剧,每当郭德纲有所影射,曹云金的微博就会涌入大量辱骂,删都删不干净。“也不知道是黑粉也不知道是水军,就劈头盖脸地把你骂一顿,好像你所有付出都白做了。”就连曹云金的徒弟,也不乏在微博连带被骂的经历。

被指为“内奸”后,戴九安遭到了严重的网络骚扰。他唯有取消很多现实中的朋友与生意伙伴的微博关注,他对记者称,有人通过给他的微博关注者发下流私信的方式抹黑他。“他们跟我女客户就直接说了,戴总介绍的,多少钱一宿?人家发微信截图给我看了,说你这怎么回事?”戴九安说。

郭德纲总挂在嘴上,让那些出走者把字还他。没有人真的这么做,对徒弟来说,这也不是个理智的选择。“当爹妈的说这孩子我不认了,扭头出去了,我也不认他了,那我就更不能把我这名字改了。我真成不孝顺了。”郭鹤鸣说。

事实上,很多年前,郭德纲就找到了一种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:把退社者的艺名授予新徒弟。这听起来像个孩子气的玩笑,但确是真的。潘云侠走后,有了赵云侠;刘云天走后,有了李云天;张鹤文走后,有了张鹤雯。

“你不干这个,你就没必要再占一个字了。”郭德纲对记者解释,“你炒菜去了,你带我一字走干吗呀?那肯定就留下这字给别人。”

管理

2011年之前的德云社以管理混乱而出名——演员不打招呼接外活,节目单安排随意,接连不断的内讧与出走。这种情况在后来有所好转:员工需签订严格的合同,接外活需要报备并按二八与德云社分成;划分多个演出队,给队长极大的权限;成立管委会与艺委会,分管人事与舞台表演。

但这种管理的规范化,并未为演员的收入带来太大的改变。接私活的机会几乎没有了,申报程序形同虚设,有人嫌麻烦,宁可不再接活,有人冒着停场甚至清门的风险偷偷出工。相当长的时间里,大多成熟演员的场份仍维持在150元。如果按每月演满32场,横向比较起来,比其他相声团体要略丰厚。但这只是理想状态,不是每对搭档都能排满场次,而且一旦得罪了负责排班的队长,场次可能大幅减少。

按照相声传统,剧场都会定出每场票房底限,一旦没有达到,除了攒底儿的角儿,其他演员只能拿半份场份(该制度在近两年取消)。“那会儿天桥(剧场)基本上都能拿150的,三里屯(剧场)一多半,湖广(剧场)一小半,张一元(剧场),全军覆没。”一位徒弟回忆。在这种情况下,很多人都愿意去外地分社演出,因为票房、工资是整份,还有两周500元的伙食补助。

某些现代企业的通用原则同样适用德云社。演员之间严禁谈论收入——虽然这都是心照不宣的。旧式规矩不是这样的。“我见过所有老先生跟我说的都是,后台谁挣多少钱,大伙儿必须都知道。为了刺激演员个人提高艺术水平。”一位徒弟对记者说,“过去演出是计时收费,这一笸箩往这儿一放,买竹牌,我今儿想听三段相声,买三个,想听四段,买四个。”

演员多数签的是经纪约,德云社原则上无需上社保。一位娱乐行业经纪人告诉记者,一般艺人经纪约固然有独家代理的条款,但同时有保底承诺。“比如今年我给你开两部戏,或者给你推一个真人秀,我要承诺你今年的收入在多少多少以上。”她说。

“我那阵儿拿一个月工资,两千四五,两千五六,没超过三千。” 戴九安说。郭鹤鸣说,2012—2013年,他的平均月薪算下来在2800元。不平衡心理很容易产生。“在一个单位干了七到八年左右了,还挣一最低工资,你乐意吗?而且你面临的是成家立业,面临的是买房买车。”他一度在天坛公园找了个祭祀表演的工作,以提高收入,及至2014年底,经多番交涉,郭德纲允许,脱离了德云社。

至于郭德纲后来如何与他交恶,谁也说不清楚。评书剧场收入微薄,但靠着去中小学开快板课、网上售卖评书录音,郭鹤鸣如今在北京买了房。“我要混得特惨的话,他不会恨我的。”他说。

德云社从未引入职业经理人。公司的董事长与总经理都是郭夫人王惠。岳云鹏的经纪人、郭德纲的小舅子王俣钦说:“郭老师和郭夫人,他们两个人全面都抓。那底下就三四个高管,再底下就是老百姓了。”主要行使管理职权的是一个叫刘鹤英的徒弟,除了副总经理,他还兼任法务部、人事部的经理。

现在对外用回本名刘佳的刘鹤英,在鹤字科甚至不是排名靠前的那几个,但因为以前在企业里做过管理,比较能干,慢慢被委以重用。“因为我们这个行有师承关系,所以好多事并不是外面请个白领来,你就能给我管好的。”王俣钦说,“正常的公司你不能越级吧,但是我们这里不行,照样能把你跳过去,直接找师父,因为他是我爹,你根本就拦不了我。”

人事制度上,郭德纲有看起来极为任性草率的一面。孙越与岳云鹏搭档前,曾属于一个名叫艺馨社的相声团体,他第一次参与德云社商演是在郑州。那个晚上,他与郭氏夫妇、于谦坐下来聊天,说到艺馨社尚处于亏损,从业不易。“胖子你也别这么折腾了,你就归到我德云社不就完了。”郭德纲说。“哥,我过来没问题,我手里头还十几个师兄弟呢。”孙越说。

据孙越向记者回忆,郭德纲没有接话。尴尬的沉默持续了一分钟,郭德纲开口了:“这么着吧,你来我全接收得了。”就在这个晚上,艺馨社全员的命运就被定了下来。最初,郭德纲不过想为准备力捧的岳云鹏身边添一名搭档,然后,他一下接纳了一支队伍。他既然答应了,就要给这些人提供舞台。翟国强、刘喆等人如今已是德云社的主力演员,但放在当初看,郭德纲的决定绝非审慎。

人们很容易忽略,作为统领着一个几百人团队的班主,如何分配利益、让每一个人都开心是非常困难的挑战。2008年,德云社组织出国商演——商演是肥差,演员酬劳动辄几千上万,但也需要能挑大梁的人。赵云侠已经办好护照,郭德纲劝他把机会让给后加入德云社的谢金。赵云侠答应了,“我师父都得照顾到,别到时候显着好像咱净顾着徒弟。”

班主有着极具情义的一面。据王俣钦说,德云社有五六位老先生,如今已无法登台,郭德纲每月给每人发两万元,因为他们曾有恩于德云社,他在报恩。

他尽力照顾身边的人,但还有很多人是他照顾不到的。“我跟我师父这么多年没有说过超过20句话。”戴九安说,“我敢说九字科、霄字科,很多都是苦孩子,但是没有人去管他们,都是自己去租房。之前三年,不会给你一毛钱,都得是家里支持,从一个商人的角度,我感觉这像一种融资。”

商业而言,德云社取得巨大成功,下辖9支演出队,2016年小剧场演出3000余场,5000人以上商演111场。它正在走向更大的成功。与之一起到来的,是相声的复兴。人们睡前的耳塞里播放着郭德纲。去德云社听相声成为一种时尚,买票,鼓掌,噫。纽约、巴黎、墨尔本,曾被冷落的艺术走向世界。在中日邦交恢复45周年之际,他将要去的下一站是东京。

郭德纲更倾向于将德云社表述为一种关系,而非一门生意。他认为自己不懂商业,采访中,他用一种容易招致挑战的绝对语态说:“我对钱没有概念,所以说有时候一聊天,谁说郭德纲克扣谁谁钱,我说这就是丧尽天良,我还真没拿钱当回事。”

一个尊重规矩,并将相声这门衰落的行当以正统方式振兴的师父;一个利用旧式习俗与传统,对徒弟进行道德绑架的师父。辩论可以不断进行下去,取决你站在哪个位置。然而抛开这些,记者与郭德纲的相处里,大概可以素描出他世界的轮廓:他对陌生人随和、客气,那绝不是伪装出来的;他对于相声的热爱;他年轻时的艰难,与来之不易的成功;还有那种挥之不去的怨恨——对待同行,对待“叛徒”,对待过往。

他的自传《过得刚好》从某种角度看,是本花式讽刺的微博集锦,你很难找到第二本这样的书,翻开几乎任何一页都能找到冒犯与被冒犯。他在封皮上微笑着,他的文字是幽默的,但书里透着一股无所不在的戾气。相比于赞美,郭德纲更在意的是外界对他的伤害、误解,他会记录于微博(自传里很多内容属于微博汇编),并在日后不断地提起,仿佛那是驱动他前进的燃料。

“内奸”事件后,戴九安想关注郭德纲的微博,发现关注不了,他才意识到,被拉黑了。“从6000多万粉丝当中挑出来的,也挺重视我。”他说。

他可能自作多情了。这只能证明戴九安跻身郭德纲最讨厌的前2000名网友之列,那是他曾经透露的拉黑数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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